历史｜清代杭州佛教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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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建立封建帝国，前后统治了二百六十七年，经历了占清王朝大半时间的前四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兴盛时期，后人称之为“康乾之治”。
清世祖福临消灭了南明政权后，取得了中央政权，康熙帝玄烨即位后，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一直进行着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先后平定了“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2）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化的封建帝国。
▲清 康熙画像
清初，朝廷对佛教完全继承了明代的限佛政策。在京设僧录司，建立僧官制度，对各地寺院僧尼加以限制，不得擅造和拆毁寺院，不准私度僧尼。清朝政府同时继承明朝对西藏的统治权，于顺治十年（1653）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分别册封前藏统治者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后藏统治者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确定达赖和班禅的政教地位。但当五世达赖死后，前藏上层反动分子桑结勾结准噶尔部的策妄阿喇布坦发动叛乱，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迅速打败了叛军，册立了六世达赖。清政府在西藏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使西藏完全隶属于清中央政府。
在清廷限佛同时，前几代帝王却都虔信佛教，在全国基本稳定后，就按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建筑形式在离宫周围修建了许多寺院，加上满人盛行信佛，入关以后，与汉地佛教相融合，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
清兵于顺治三年（1646）开始驻防杭州。因官兵散住民房，统率管理不便，加之人心思汉、民兵杂处、时虞攻击，故清将董阿赖请准朝廷，由浙江巡抚肖启元在湖滨圈地建旗防营，满人军民均住旗营。旗人信佛，有的超过汉人，于是旗营内外，山坞泽畔，寺观不胜枚举。旗人家中多设有经堂，经常诵经礼佛。但满人所建寺院大多属祀庙，对殉国死事的官员和历代名臣建祠或建庙奉祀，所祀者满汉皆有，一视同仁。如关云长被清廷封为“协天大帝”，杭城内外有多处关帝庙；旗人还常借汉姓为“关”。又如潘阆巷逍遥寺，为祀北宋诗人潘阆（号逍遥）而建；板桥南之嘉泽庙为祀唐邺侯李泌而建；还有老人桥西的显忠庙是大将军霍光祀庙、弼教坊的萧王庙是汉相萧何祀庙。而此后死于太平军攻占杭城的满将瑞昌和死难满汉官兵也都建祠奉祀，称瑞忠壮公祠和八旗昭忠祠等。而且江南一带曾流传的“狐大仙”也系满人传入，在满人家中大都设有大仙堂。
▲清 关公唐卡像
更为突出的是清代前几朝帝王对杭州佛教的发展均有很大影响。
清世祖福临好佛，他除与京师僧人常有交往外，还屡上五台山祀佛，自号“行痴”、别署“鹿隐”、“懒翁”等，又专门召见浙江名僧玉琳通琇和木陵道忞讲经说法，对玉琳特别宠信。
玉琳（1614-1675），出身没落贵族，十九岁在常州磬山寺出家，矢志成为高僧名衲。顺治十六年（1659）应召进京说法，顺治以禅门师长相待，赐黄、银印，封为“大觉普济禅师”，建坛选僧一千五百名从玉琳受菩萨戒，再赐金印、紫衣，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顺治在阅览玉琳语录时知仁和（今杭州）龙溪庵有僧人行森（1604-1677），遂召入随侍顺治左右，并受顺治之请为其净发。为此，行森受到玉琳训斥，怏怏而归。玉琳在顺治去世后也南归在西天目开法，建禅源寺。后来改号“无住”，至淮安清江浦慈云庵危坐以终。
▲玉琳通琇禅师像
清圣祖玄烨于最后统一中国后，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始五次南巡来杭，参拜寺院，题字封赠。当时由于限佛，寺院寺产不足，甚至发生理安寺方丈超辙饿死事件，经京师柏林寺僧人奏闻朝廷。康熙帝下令“增广斋田，赐帑修寺”。
清世宗胤祯继位后，进一步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诸宗合一，并自号“丹明居士”，经常参禅，还效法明代高僧莲池，弘扬持名念佛的净土宗，用以整理禅门，他还历览古来名僧语录著作，对杭州高僧永明延寿的著作亲加选录刊刻，并于雍正十一年（1733）下谕颁示天下丛林，盛赞延寿“出类拔萃”，为“曹溪后善知识中杰出之人”，并令地方官员详查其传承等情况，要求“僧徒朝夕瞻礼其法相”，还亲自择人嗣承其支派，修理其塔院，同时将部分高僧语录赐藏西天目，又命其亲信李卫任浙江巡抚，兴修寺院。
清高宗弘历自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六次南巡，六到杭州，十上灵竺，亲自撰文题诗宣扬天竺观音灵验。在他第一次南巡后，有鉴于佛教的广泛流行，私度僧尼的迅速增加，于乾隆十九年（1754）下诏取消对佛教僧人的官给度牒制度，实际上取消了限佛。弘历还为天竺三寺题改寺名，赐赠手书经卷，拨内帑修建寺院。
▲杭州上天竺法喜讲寺
康熙、乾隆先后南巡，都对杭州佛教格外眷顾，这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据《天竺山志》、《云林寺续志》记载：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南巡，皇长子进香上天竺；康熙帝在灵隐寺因住持谛晖奏对称旨手书“云林禅寺”匾额。三十六年（1697）十月十五赐上天竺匾额。三十六年（1697）十月十五日赐上天竺御书《金刚经》石刻一部。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南巡，于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次到上天竺寺，赐“法雨慈云”匾额，并至中天竺寺、下天竺寺，赐内帑修寺；在下天竺看了明英宗于明正统十年（1445）二月赐予住持的墨迹。四十一年（1702）他又赐《御制重修上天竺碑记》。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南巡，于二月十七日至上天竺赐金修寺，并到中天竺寺题写“灵竺慈缘”额。四十三年（1704）赐上天竺寺御书金字心经宝塔一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南巡，于四月七日至上天竺寺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南巡，于四月七日至上天竺并赐御书墨刻《药师经》一部。
▲杭州中天竺法净禅寺
——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南巡，于三月四日、十一日两次到上天竺寺，御书“法喜寺”、“宝陀飞观”、“普甘露门”三额，并题柱联：“绕座法轮明宝月，盈阶甘雨散花天”，赐赠经卷等。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南巡，于三月七日到法喜寺题诗，派官员祈晴；又于三月十二日再次到法喜寺谢晴题诗，赠石刻观音像等。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南巡，于三月十日、十五日两次到法喜寺，题诗、赠石刻《莲华经》等；并于下天竺寺题写“法镜寺”额。
——乾隆三十年（1765）闰二月南巡，于闰二月十二日至法喜寺，题诗、赐石刻佛像等。闰二月十五日再次到法喜寺，题诗，并书中天竺寺“法净寺”额。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南巡，到法喜寺，题诗，赠书《程敏政重修玉河乡观音寺记藏订误》一册，该书记述了观音像于南宋时至玉河乡始末。在首页题“色空不二”四字，另写“印真阐谛”藏寺中，并赐御书《华严经》等。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南巡，三月十三日到法喜寺，题诗，赠佛像等，并到下天竺“法镜寺”。翌年二月赐《兰亭图石刻手卷》，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经》石刻一册。
▲杭州三天竺法镜讲寺
康、乾南巡，除阅兵校射，巡礼政事外，主要目的是通过蠲免赋税，祭祀孔庙，谒明太祖陵，召见江南名士，以笼络人心；参拜寺院，封赠题字，亦成为其政治需要。康熙玄烨在《泛舟西湖诗》云：“此行不是探名胜，欲使阳和遍九垓”，道出他南巡的本意。乾隆帝弘历效法其“圣祖”康熙，他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两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安抚人心，故每到杭州，必到民众崇信香火特盛的寺院焚香祝祷，并拨内帑修建寺院。
康熙与乾隆对灵隐天竺各寺恩宠有加，就因上天竺寺等香火鼎盛之故。乾隆弘历于二十二年三月《诣上天竺谢晴》七言律诗前有序称：“传闻天竺观音大士灵验，至彼祈晴，及至云栖小憩，则云散日出，千峰朗翠”，并在五言诗中称：“灵感无不应，香市倾城走”，他认为“浙民敬奉天竺大士，朔望（初一、十五）尤甚，雨旸必祷”，这也是康、乾每到杭州杭州必至天竺的原因。
▲杭州飞来峰冷泉
雍正五年（1727）清世宗胤祯的亲信李卫任浙江巡抚，奏准改孤山行宫为圣因寺，置“泽永湖上”额，设“圣祖神御殿”，供奉康熙神位，西为方丈寺僧起居之所，东有“西湖山房”、“涵清居”等为帝王显贵休憩之处。乾隆到杭，必去圣因寺祭祀，并在寺西建造行宫。唐代高僧贯休画十六应真像，自唐僖宗广明年间（880-881）起流传浙中，清时即藏于圣因寺。乾隆二十二年（1757）仲春，弘历南巡驻西湖行宫，观赏十六应真像，并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校正罗汉名号、位次，并题像赞。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由法喜寺住持明永水重摹，立石于天竺十六罗汉堂。
乾隆十六年（1757）弘历登六和塔，还曾以佛学原理为该塔逐层题额，自下而上题为：
一
初地坚固
二
二谛俱融
三
三明净域
四
四王宝纲
五
五云扶盖
六
六鳌负载
七
七宝庄严
乾隆二十七年（1762）弘历亲临云栖，对云栖大师莲池崇奉净土信仰、弘扬莲社宗风深为赞赏，御题“西方极乐世界安养道场”匾额，并题诗多首。几代帝王的信佛，笼络安抚了汉地人心，巩固了中央政权。
▲杭州灵隐寺”云林禅寺“匾额
此后嘉庆元年（1796）四月清仁宗赐法喜寺“灵泉溥泽”额；道光元年（1821）五月清宣宗赐法喜寺“福佑余杭”额；咸丰元年（1851）五月清文宗赐法喜寺“垂慈应感”额，三代帝王都在即位之日赐额上天竺，以示笃信观音灵验。
净土宗
在清代前期历代帝王的倡导下，使一度沉寂的杭州佛教重新兴起，继承明末遗绪，以临济宗最盛，并弘归净土，以灵隐、天竺为中心，又呈“中兴”之势。其标志有二：
一
具德弘礼
1686-1734
具德于清初在灵隐率同其弟子沿袭明末遗风，开堂说法，广受信众皈依，又历时十八年重建灵隐，致使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饭僧之众（千余人）为诸刹所无”，时人称为“东南之冠”，故有“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之评说，并被奉为佛教禅宗临济宗第三十二代祖。
二
省庵实贤
1686-1734
净土一宗，自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白莲社，数传东移，并于中唐时与禅宗融合，六祖永明延寿就主张“禅净合行”；以下七祖省常、八祖祩宏、九祖智旭，或在杭弘传净土法门，或与杭城净业密切相关，至省庵时又有发展，省庵在世仅四十九年，两度来杭，先后住龙兴寺、仙林寺，最后受杭城僧众之请住梵天讲寺，结莲社，严立规约，领众行道，加修净业，得度弟子数百人，成为杭城禅林盛事。其所著《劝发菩提心文》为当时僧众广为传诵。他被奉为莲宗十一祖。
天台、华严宗
至清代中叶，天台、华严等也在杭州重起。杭州天台学者以玉峰为代表，华严宗法系除晦曦曾来杭在天龙寺讲《法华经》外， 主要由明末高僧祩宏的五世法孙柏亭(1641-1728)为代表，他在杭悉心著述，前后弘扬华严五十多年，并有多种著作传世，影响较为深远。
▲杭州石屋洞摩崖石刻·西方三圣像
唯识宗
杭州慈恩（法相）一宗，自明末绍觉广顺在杭州莲居庵讲《唯识》后，历经其弟子灵源大惠、古德大贤等传承，自成一派，时称“莲居派”。大惠著有《唯识自考录》，并在苏杭各地讲《唯识》。大贤则于杭州云栖弘法。至清代后期，钻研《楞伽》者逐渐增多，而《唯识》学者又趋沉寂。由于前朝僧人法藏著《五宗原》反对其师密云学说，一直被视作“离经叛师”的异说，至清雍正时，清世宗胤祯亲自为文痛驳法藏，削去其支派，销毁其书板，关闭其寺院，从此不振。但到太平天国后，圆顿圆修一派又逐渐恢复兴盛。当时以由圆悟密云主持的西天目山的禅源寺、镇江的金山寺、扬州的高旻寺和常州的天宁寺均弘传法藏之说。
律宗
据史料记载，杭州律宗于元明时法系衰微不振，直至清初，有宜洁玉书在宝华山从三昧寂光学律，后分席至杭州昭庆寺，继承发扬宝华山规范，重兴律学，还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律》八卷、《毗尼日用切要乳香记》、《沙弥律仪要略述义》等，使律宗又有发展。
▲杭州青云洞摩崖石刻
清初杭州的香市
由于康、乾多次“恩幸”天竺，官府又资助重建，使杭城再次出现“香市”。每年仲春看蚕之前，特别是观音诞辰（农历二月十九）前后，杭嘉湖乡民村姑纷纷结队到天竺进香，男女香客 ，黄袱红带，数十为群，遇雨赤足而行，人称“烧跑香”。松木场、湖墅仍为香船停泊之处。故清代文人张遂辰《春游词》云：“松木场湾春树绿，烧香船鼓酒旗风。”
同时又出现了“吴山香市”。吴山位于杭城中心，南临钱江，北眺西湖，地近、山低，登山方便，老少皆宜，尤其是历代州官凡祈雨晴均请上天竺观音上吴山设坛，故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吴山自古僧道杂处，寺观林立。除七宝、宝成、海会、广福、圣水寺五寺外，大多以纪念历史人物的祠庙居多，其中城隍庙香火独盛，俗称吴山为城隍山，远近闻名。吴山城隍庙有省城隍和府城隍，是为纪念明永乐初监察御史、浙江按察使周新所设，时人称他为“冷面寒铁周廉使”。其他有药王庙、伍公庙、将军庙、仓圣五福庙、施公庙、关帝庙、龙神庙、太阳庙、财神庙、太岁庙、火德庙、东岳庙等十三庙。还有雷祖、送子、瘟神、眼光、三官、白衣、吕祖、天医、葛仙、酒仙、圣帝、鲁班、解神、财神等属道教的十七个殿。此外还有云居、紫阳两庵以及三茅观等共大小寺观等 44座。
四乡来的香客则不问其是庙是观、是神是仙，见者就焚香礼拜，于是吴山上下，人声鼎沸，香烟缭绕。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生活在康乾时期，他在《儒林外史》中描述说，当时城隍山上有卖茶的、卖酒的、卖饺和面的、卖簑衣饼（现称酥油饼）的，还有杂耍、请仙、测字算命的等等。“那一船船乡下妇女来烧香，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紫红绸单裙子”，“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掮着一把伞，手里拿着衣包，上了岸就散往各庙去了”。这就是清代诗人孙渊如诗中所说的“丝带束腰绵衬额（指包头），游郎叉手走东西”。赶吴山香市、各有心愿。诗人贡有初在《春日吴山绝句》中说：
三三五五东风里
去上吴山答愿香
趁着春游，来此烧香还愿，求签问卜；有些则专门为祈蚕花而来，他们用数十斤大蜡烛去天竺或城隍庙烧香，将大蜡烛点燃即熄，带回用作照蚕。还有的到雷峰塔去朝拜，并挖取塔砖，带回置于蚕室，祈佑育蚕兴旺。
▲西湖香市身背香袋的烧香妇女·摄于1919年
十九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政治腐朽，经济凋弊，军备废弛，灾害连年，国弱民穷，任人宰割。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军发动了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以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来结束战争。于是欧美侵略势力逐步向内地伸展，伴随着走私鸦片、倾销洋货、经济掠夺、贩卖人口，西方宗教文化也从各方面渗入。西方传教士在各地建立教会、教堂、浸礼会、长老会、圣公会、布道会、循道会等等，成批传教士先后来到杭州，赁屋购地，建堂传教。英国教士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在杭州购庙驱僧事件曾轰动一时。
从道光统治后期（1846-1850），杭州地区连年灾害不断，时而天久不下雨，西湖水涸；时而水灾严重，浮尸累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杭州府县文武官员仍祈求天竺观音灵验，在吴山设坛祈雨祈晴，人民群众走投无路，有起来反抗发起起义的，也有烧香拜佛求神保佑的，因此，天竺、吴山香火不减当年。
▲杭州寺院台阶上休憩的香客·摄于1919年
在这历史关头，杭州佛学研究处于沉寂的境况。自嘉庆后，僧人已无心佛学，有的专攻诗画。净慈寺的了义松光、达受等均从画家学画，并有“出蓝”之誉。有的僧人与民间书画收藏者常相交往，成为时风。
清道光末年（1850），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错误地把帝国主义刽子手当成“洋兄弟”，信奉上帝，组织“拜上帝会”，反对满清王朝“阎罗妖”，反对儒、释、道传统在内的封建宗法制度。于是所到之处，捣毁孔庙、砸烂一切佛像，寺院尽毁，僧人星散。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兵进攻杭城，二月二十五日在南屏山、凤凰山驻营，南山寺庙成为屯兵之处，并将净慈寺罗汉像搬上馒头山环列执旗，引诱清兵发炮。太平军则在高处下瞰城中，发炮还击，同时在清波门外西竺庵一带挖地道攻入杭城。三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在城厢遍插旗帜为疑兵，由涌金门撤出。
▲杭州飞来峰摩崖石刻像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再次席卷浙江，天目山寺院尽毁。是月上旬，太平军攻破城外馒头山和望江、候潮、凤山等门外清营，又自海潮寺至凤凰山顶作木城，占领西湖周围各山，控制全城。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束手无策，哀叹“呜呼，大局已成破竹矣”，他把上天竺观音像“移奉吴山之海会寺，日日上山拈香”。而太平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再克杭城，巡抚王有龄、将军瑞昌自杀。太平军占杭二年另三个月，至同治三年（1864）三月三十日撤出杭城。
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城，提出“土木无知唤作妖，神祠非撤即焚烧”的口号，致使杭州“名山巨刹，毁废殆尽”。但在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其形势恶化，不少人又恢复参拜神佛，而净土信仰，念佛之风始终在民间流传。此时“上天竺大殿已毁，复起小殿，争相祈祷”；杭州古城已“断瓦颓垣，蒿蓬没路，湖山佳胜，遍地腥膻”。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和封建地主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加上水旱灾害连年不绝，广大饥民“哄至城中，向官求赈抚”，而官府“遽以民衅官，兴大狱”。于是人民群众只能向佛菩萨求告，此时寺庙已成废墟，只能随处烧香膜拜，以树皮、野菜、观音土充饥，上天竺只得勉力临时搭建小殿，供佛教徒礼佛需要。在此情况下，杭州知府薛时雨于同治四年（1865）奏请朝廷重建天竺寺院，而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布政使蒋益沣、兵部侍郎浙江巡抚马新贻等也都出面发动富户绅商捐助，重新兴修寺院。
先后重建的寺院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寺，玉泉寺、海潮寺、虎跑寺、灵隐寺、护国仁王寺、净慈寺等。但灵隐寺大殿始终难以修复，直至清末宣统二年（1910），才由灵隐寺住持昔征勉力募修，并在垄断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的支持下，将拟修建北京颐和园的美国红松运杭，大雄宝殿才复旧观。
太平天国运动，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伦常是一次有力的冲击。清帝雍正曾对明代僧人法藏反对师说被判为“离经叛师”，永远被禁。太平天国运动后，天目山禅源寺等不顾清帝“御批”，重兴法藏圆顿圆修学说，被尊之为“江南四大丛林”之一。随后，天台学者古昆玉峰来杭重建需求陀寺，撰文阐发净土，著有《净土随学》、《净土必读》、《净土自警录》等，至今清光绪二年（1877）镌刻的摩崖大字“南无阿弥陀佛”仍遗留在弥陀寺遗址崖壁，成为杭州净土文化的标志。而古昆玉峰与上海龙华寺的观竺、宁波天童寺的广昱、嘉兴的济远、金陵的妙空等五人同时被称为“法门龙象”。
杭州佛教律宗，自清初宜洁玉书来杭在昭庆寺重兴律学后，一直中断，直至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有名僧发朗来杭弘传律学，并在昭庆寺重建戒坛授戒，时人称之为“律宗中兴”，为后人弘扬南山律学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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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冷晓
图片｜一叶
美编｜慧容
责编｜妙莲